余光中与蒋经国
2017年年底，台湾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简称《促转条例》）。这部法律的推动已历经14年，是台湾第一部全面性处理转型正义的法律，不过在此之前，台湾已针对1947年的228事件、国民党过去不当取得的党产陆续进行处理。
这个条例通过的时间点，也是台湾颇为特殊的历史时刻：2017年是228事件70周年；是台湾解除戒严令30年──这个戒严令实施了38年，是全世界实施最久的一次戒严。2017年也是台湾“乡土文化论战”40年的纪念，而当年论战的关键人物之一余光中，也在《促转条例》通过的一个星期后过世。接着，2018年的1月13日则是台湾最后的独裁强人蒋经国过世30周年。
这些事件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而从此刻这个时间点来看，其实都与转型正义有关。
《促转条例》是要用国家的力量恢复威权统治制造的不正义，规定由行政院设立独立机关，以两年时间规划推动与转型正义相关工作：包括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不当党产处理及运用等。它所定义的“威权统治时期”，则是指1945年8月15日（二战日本宣布战败）起到1992年11月6日为止。台湾虽然在1987年解严，但是金门、马祖这些接近中国大陆的离岛前线，一直到1992年11月6日才解严。
228事件与乡土文学论战都是在台湾威权统治时期发生的不正义之大事。前者标记着台湾威权统治的开端，后者则是蒋氏政权面临内外正当性危机时的一场文化霸权保卫战。
228事件与文化霸权争夺
228事件发生时，蒋氏政权尚未流亡到台湾，虽然已有很多证据显示，蒋介石本人对228事件有直接责任，但过去国民党政权倾向把228责任推到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一个人身上；直到今日仍有不少人想为蒋介石卸责，例如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学者朱浤源就强调，当时蒋介石正忙着竞选第一任总统，“怎么可能成为遥远小型民变的刽子手？”
长年研究228问题的另一位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陈仪升则认为，蒋介石要对228负责，但他也强调228事件责任归属不能只靠单一档案论定，而需要靠长期的推论及研究。
其实有关228的研究，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就持续不断，去年228事件70周年之际，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翠莲也出版了新书《重构二二八》，从二次大战后、东亚秩序重组的角度看228，以及这个事件对往后台湾发展的影响。她提出“战后中美协力体制”概念，指出：“美国为掌握战后国际优势与远东秩序，选择中国国民党做为合作对象。”她引用许多日本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务院、军方、国安部门、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馆(NARA)、还有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的档案，其中许多是之前228研究中未曾出现过的史料。
朱浤源是国民党党员、前国民党党主席连战的学生，曾被国民党提名为国民大会代表，政治立场很清楚“亲蓝”，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前发生陈水扁被枪击事件，他曾出书质疑事件是由陈水扁自导自演。而陈翠莲是台湾史专家，积极推动转型正义。陈翠莲与陈仪升都是本土色彩鲜明的学者。
对于228的探讨，既是历史真相的呈现，同时也是一场文化霸权的争夺。如果228事件被定义为一个类殖民政权对类殖民地的屠杀压迫，那就不只是否定了蒋氏政权在台湾统治的正当性，也在定义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这并非立场倾向统一的泛蓝人士所乐见。
也正如陈仪升所言，228事件的真相还需要更多历史资料才能呈现。而这也是《促转条例》重要任务之一。《促转条例》目的在于回复错误与实现正义，而前提是得让事实真相呈现。呈现真相最重要就是要开放政治档案。
开放政治档案却是国民党担心的。威权统治时期党国不分，很多重要档案是在国民党手上，若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要求国民党公开这个时期资料，恐怕对国民党的正当性伤害更大。
余光中与乡土文学论战
余光中的历史地位争议也是一场文化霸权争夺战──四十年前乡土文学论战的遗绪。
被誉为“诗坛祭酒”的余光中是现代诗的一代旗手，1928年出生于南京，1950年移居台湾。余光中的诗在台湾的确影响了两、三代人，他的作品开始在大众市场流行，是1961年他告别现代主义回归新古典主义（他当时宣告“再见．虚无”），写下《连的联想》这样广为流传的浪漫情诗。而他在中国大陆之所以被官方肯定，是因为他作品中的乡愁呈现了两岸“一衣带水”关系，完全政治正确。在余光中温柔的新古典主义背后是强烈的中原文化本位，这样的信仰也让他涉入了1977年的乡土文学论战。
1997年4月，由台湾媒体人王健壮主编的《仙人掌杂志》，第二期刊登了“乡土文化往何处去”专题。这个专题收录了王拓、王津平、石家驹、朱西甯、江汉、邱坤良、沈二白、唐文标、银正雄与蒋勋等人的文章，也引爆了“乡土文学论战”。
在这个专题中，本土作家王拓主张“乡土文学”应正名为“现实主义”文学；来自香港、现实批判意识强烈的的唐文标，批评现代主义文学逃避现实，要台湾年轻人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来自中国大陆、出身军旅的朱西甯则认为，乡土文艺最终要回归到中国民族文化，他也在文中“提醒”乡土文艺“要留意尚在这片曾被日本占据经营了半个世纪的乡土，其对民族文化的忠诚度与精诚度如何？”
这当然不是一场纯文艺理论的学术论辩，而是反应台湾政治社会发展下的产物。1970年代的台湾虽处戒严封闭状况，但1960年代全球反叛青年文化的风潮多少也吹进台湾──至少随着政治敏感度较低的民歌等流行文化而进入，年轻世代的现实批判意识愈来愈强。相对的，1949年国民党政权来台，二、三十年之后还继续喊着“反攻大陆”、缅怀长江黄河。
年轻世代不可能无视于发生在现实台湾本土的事件，不可能再把自己的未来前途寄托在“反攻大陆”这种虚幻梦想。再加上1970年代台湾外交处境一路下滑，让年轻一代产生危机意识。看破了“反攻大陆”的虚枉，但台湾要往何处？他们开始要从本土现实寻找意义、推动改革，从政治、社会到文艺领域都出现这类要求。
这样本土意识的底层虽然有族群政治因素，但更明显的是“代际政治”造成。即使是外省族群，他们的第二代到了1970年代已经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一样受到1960年代文化的影响，一样不满现实，一样期望从本土中找到生活的意义。《仙人掌》杂志的主编王健壮就是这样一位年轻外省第二代。当时25岁的他来自高雄左营眷村。
本土意识直接挑战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的正当性，“乡土文学”论战也上纲到政治层面。当时蒋经国信任的特务头子、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升运筹一场反乡土文学的围剿战，而首先发难的是文人彭歌与余光中。
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在《联合报》连续三天发表长文《不谈人性，何有文学？》，点名批判作家王拓、尉天聪与陈映真，结论是：“自由的文学 51 32753 51 16943 0 0 8953 0 0:00:03 0:00:01 0:00:02 8950没有限度？这个问题首先应诉诸作家个人的良知，我不赞成文学沦为政治的工具，我更反对文学沦为敌人的工具。”；“如果不辨善恶，只讲阶级，不承认普遍的人性，哪里还有文学？”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党报，总主笔出手的政治意义明显。隔天，在大众文化中具影响力的余光中接着在《联合报》上场，推出了著名大作《狼来了》，不点名地把乡土文学类比为工农兵文学：“正当我国外遭逆境之际，竟然有人内倡‘工农兵文艺’，未免太巧合了。”还称：“说真话的时候已经来到，不见狼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问题不在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
两位文人下重笔，血滴子都已祭出，文艺界当然是一片惊惶。不过，官方并没有进行全面整肃，而最后由王升出来柔性收场。1978年一月在国军文艺大会上，王升为乡土文学定调：“乡土之爱扩大就是国家民族之爱。”
余光中后来解释《狼来了》一文是：“在‘文革’震骇的压力下，心情沉重，对一般左倾言论都很敏感。”他也承认那是篇“坏文章”。而余光中另一个更受争议的是，作家陈映真曾指控他向王升举发他左倾。对于此事，陈、余两人后来各有一套说法，但两人皆己相继辞世，也难以厘清真相。
40年前这文化霸权之争，最终本土派还是赢了──离开现实土壤很难有好的文艺作品。所以1980年代初，从本土现实出发的台湾“新电影”普遍获得社会认同，也为台湾电影在世界电影地图上稳固地插上旗帜。至于当年卸用文人与文工特务的归责、本土文艺工作者受到的威胁，这些都是转型正义工程要处理的问题。
蒋经国与领袖祛魅
今年蒋经国去世三十年，国民党大规模举行纪念活动。近年来民意支持度直落、正当性崩解的国民党想借蒋经国这位“圣君”来唤起民众的缅怀“德政”，这就像几年前韩国前总统朴瑾惠借由父亲朴正熙来吸引年长选民支持一样。
蒋经国与朴正熙都是东亚国家中心威权发展模式的代表人物，他们治下也是台、韩两地经济起飞快速的年代。相较于如今更复杂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分配问题，不必顾忌民意的威权统治者，其经济建设政绩当然容易彰显。
学界针对这种威权发展模式的优劣已有很多讨论，没有太多迷思可言。但是，每当民进党执政，台湾的蓝营支持者总会掀起一阵“蒋经国热”。上一次较大规模的热潮是在陈水扁执政的2003年──蒋经国过世15周年之际。
15年前那场蒋经国热时，台湾政治学者吴乃德执笔一篇文章《回忆蒋经国，怀念蒋经国》，企图为蒋经国盖棺定论：“虽然他和大多数的独裁者一样，缺乏文化素养、摧残人权、不尊重生命。可是当形势比人强的时候，他愿意屈服。他的屈服，让台湾的民主转型得以在平静的过程中完成。虽然他和现代型的独裁者一样，不重生活享受、随时密切注意人民的反应，可是他从来就不是民主主义者。他对台湾民主的贡献，是他自动移开阻碍民主发展的唯一障碍：他的独裁。这是他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而且是唯一的贡献。”
这种定论当然没有被台湾蓝营接受。不过，比起十五年前，今年台湾的蒋经国热并没有如国民党预期的那么热。也许，未来转型正义的工程还会进一步为蒋经国祛魅。